鲁迅为什么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鲁迅当年在日本仙台留学点点滴滴的事

1906年3月，鲁迅申请从仙台医科专门学校退学，得到批准，再赴东京，从事文艺运动。鲁迅为何做出弃医从文的选择，离开仙台？鲁迅不止一次做过解释，譬如《呐喊·自序》里就说，在课间放映日俄战争时中国人被**示众的幻灯片“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我们在分析鲁迅的生命历程与思想轨迹时，通常以此作为主要根据。
经日本学者考证，“幻灯事件”确有其事，许寿裳的回忆也证实鲁迅当年从仙台回到东京曾对他谈过与《呐喊·自序》所说相同意思的话，可见“幻灯事件”并非鲁迅后来虚构的“神话”。但像弃医从文这样重要的转折，单用一种经世致用式的解释恐怕有嫌单薄。我认为，鲁迅做出这一选择的动因是复杂的，至少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日俄战争加重了对鲁迅敏感心灵的伤害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怀有十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均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割地赔款，令人痛心，中国对日本愤恨而无奈；另一方面，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中国人不情愿地引以为现代化的先导与榜样。日本国民中对中国人的态度也表现出两面性：有人因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而对中国留学生表示尊重，并予以热情的关照；也有人因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及部分中国留学生表现欠佳，而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中国人，甚至表现出歧视的态度。
鲁迅到仙台医专学习，得到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而且还有几位职员为他的食宿操心，更有藤野严九郎等先生的热心指教，亦不乏日本同窗的友情滋润，这多少冲淡了一点日本印象的阴影，使得鲁迅在孤寂的留学生活中颇能感受到几分宽慰，并且有了与日本学生近距离比较的机会。鲁迅觉得日本学生的“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民族自尊心得到慰藉。
然而，随着日俄战争的推进，鲁迅的心境越来越感到压抑。日本战争宣传机器高效率地运转，煽动起日本民众狂热的战争热情，日本打败强大的沙俄，自信确立了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达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滋生出盲目的民族自大情绪。每逢日军取得一次胜利，古朴的仙台小城必被喧嚣的祝捷会、提灯游行所扰攘，幽静的仙台医专势难幸免，回荡着欢呼的声浪。在此情况下，中国留学生的心灵备受伤害。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撕杀争利，使受蹂躏的中国蒙羞，人民遭难；日本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占据了支配地位，为日后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这一切怎能不让中国学子激愤满腔。1905年12月，清政府被迫承认《朴茨茅斯条约》。正是在日俄战争背景下，鲁迅位于中等的考试成绩受到日本学生的无端怀疑，事情很快就被澄清，流言不消自灭。鲁迅当时的委屈与愤慨可想而知，但他忍而未发。1905年12月东京的留学生爱国运动增强了他的抗争意志，1906年1月新开细菌学课，课上加映的幻灯片里中国人的被杀与充当麻木的看客，加之课堂上日本同学的鼓掌欢呼，让心灵备受伤害的鲁迅忍无可忍，毅然决然做出了退学的决定。鲁迅不愿意生活在日本人中间了，他回到东京，寻找志同道合的同胞，孤独的心灵始能得到更多的安慰。

鲁迅当年在日本仙台留学点点滴滴的事（详细）

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年考试成绩如下:
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142人中列为第68名。
医学成绩不敢恭维鲁迅弃医从文只因学医失败?
偶然读到文学博士、教授葛红兵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讲到鲁迅弃医从文，他是这样说的：“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他是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此文题目是《话语**与圣人迷信》，编在葛氏一本叫《横眼竖看》的集子里，第155页(花城出版社2003年5月版)。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这样说法还真是头一次看到。赶忙往下读，连翻几页也没有读到鲁迅“学医失败”的佐证。原来葛氏在这里只是下了一句没有例证的断语，放一枪就跑掉了。那么，“鲁迅学医的成绩”，到底是怎样的呢？翻了一些鲁迅传记和回忆资料之类文字，有的没有谈，有的谈了一个大概，没有分数，比如林志浩《鲁迅传》第48页说：“在142个同学中，鲁迅名列第68。”有的谈了具体分数，但科目不全，如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13页：“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考试成绩，后来由‘仙台鲁迅之友社’做过专门调查，很能说明鲁迅对知识的兴趣，他考得最好的一门是伦理学，83分。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平均65.5的分数总还不错。分数最低的一门是解剖学，得59.3分，离及格也相差不远。”终于查出了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各科考试成绩，是在周作人的回忆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5—36页上：“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照录于下：解剖五十九分三/组织七十三分七/生理六十三分三/伦理八十三分/德文六十分/物理六十分/化学六十分/平均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见河北教育2003年6月版，引文中的伦理为63分，显为编校之误，笔者在此照李欧梵文做了订正)据周作人如上的回忆文章，小林即小林茂雄，是鲁迅仙台学医的同班生，后来成为医学博士。看来以上各书分数资料，都是源自于小林保存的分数单。
应该怎样看这个分数单呢？
显而易见，这个分数单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它是判断鲁迅学医成绩的最可靠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人们都很清楚，一个人的考试分数，不论高低，孤立地去看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必须放在同一次考试的平台上，横向考察其所处位置的排列顺序，才能说明问题，也才具有比较意义的。第三，基于以上两点，我们看到，鲁迅的总成绩，虽然不是全年级的上游(47名之内)，但他也没落到全年级的下游(95名之后)，68名，居全年级中游的中间位置，是中中等成绩。
这样的成绩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当年仙台医专惟一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听课、记笔记、考试答卷全都用日语。而且，“仙台医专没有教科书、参考书也很难见到，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可以轻易借阅”，有的教师还要“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课”的情况下(见林贤治的《人间鲁迅》109页)，鲁迅只能靠听课和笔记，同141个“坐地户”日本学生比拼，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看还真就挺不错的了，怎么能用嘲讽的口气说“实在不敢恭维”呢？如果连这样的考试成绩，也要成为“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那么成绩在鲁迅之后的74名日本学生，占了总数一半还多，按葛氏逻辑，不是更要卷起铺盖，弃医而从什么什么去了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种种动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学界也正在探讨，不是这样一篇短文可以匆忙论述的。但有一点却完全可以肯定：鲁迅决非“学医失败”者，因此，“鲁迅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纯是葛氏的率尔妄说。
过去，在那样的体制下，死去多年的鲁迅，也像古今中外一些名人、伟人一样，缘于某种需要，遭遇了神化的命运。经过20多年拨乱反正，一个真切的人间的鲁迅，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正在向我们走来。而今，葛红兵在鲁迅弃医从文问题上，无视考试成绩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轻薄为文，以反对神化圣化之名，行矮化丑化之实，能说是正确的吗？由是我们看到：不论什么“化”，这两种极端，都是鲁迅研究的障眼法，我们都要批判之否定之——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仙台在本州东北部，宫城县首府，临太平洋仙台湾。1889年设市，1905年鲁迅在仙台读书时，仙台市有10万人口。当时市区还遗留着树木葱郁的武士宅第，又没有工厂的煤烟，因此，被称为绿树成荫的城市。鲁迅初到仙台，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离仙台医专约有10分钟的路程。鲁迅住的客店围有矮矮的扁柏篱笆，是木板屋顶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公寓和旅店，鲁迅就住在楼上。楼下一部分租给别人“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大约在1904年11月，鲁迅又“搬到别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讲：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劝告。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引用鲁迅的班级代表铃木逸太推测，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鲁迅这个班级的副级主任，管理学生的生活及学习。藤野1937年2月25日写给鲁迅当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谈到他对鲁迅的照顾：“与同学之交际，公寓生活之处理……等，皆尽可能设法为之提供了方便。”第二，在新公寓里，有几个仙台医专学生与鲁迅同住，其中有两个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证人，可以看出，藤野和公寓的经营者宫川信哉有联系。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鲁迅所以在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从全文布局看，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边那一段对藤野先生的描写，给人的印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鲜明突出。两个“几次三番”，写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生活的殷切关怀。
仙台医专1904年规定，采用三学期制（一年里有三学期）。1906年9月以后采用两学期制，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期间，正是学校采用三学期制的时候。
1904年9月12日，鲁迅入仙台医专学习。敷波重次郎是鲁迅这个年级的年级长，即班主任。第一学年敷波教解剖学理论，第一学期每周五节，第二三学期每周各四节。另一位教解剖学理论的是藤野，第一学年第三学期中每周授课四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指的就是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
一年级的重点是基础课和理论课，第一二学期的基础课化学、物理学、独逸学、伦理学、体操等，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学理论，每周有八至九小时，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件事在《呐喊·自序》中也提到。
这里提到的电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幻灯，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把这一事件称为幻灯事件。
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地兴起观看战争幻灯的风气。当时当地报纸经常报导仙台市及宫城县所属各地举办幻灯会的事，当时学校放映幻灯，受到文部省的奖励。
中川教授给鲁迅这一年级讲细菌学，从1906年1月开始，其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1994年，仙台举办了“鲁迅赴仙台留学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多国家的鲁迅研究专家与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本厚实的论文集。那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科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南京学过矿学，在仙台学**是医学，青年时代抱有“科学救国”和“医学救世”的理想，其经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具有标本价值。而中途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创作更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10年过去了。在鲁迅赴仙台学医100周年之际，仙台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集会并举办相关展览，使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仙台人民对鲁迅的敬仰和期盼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善意。仙台东北大学（其前身为鲁迅就读过的医学专门学校）的学者们也从没有停止对鲁迅这个重要时期的研究，最近又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就是刚刚出版的《鲁迅与仙台》中译本即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一书。该书由“鲁迅留学东北大学百周年史”编辑委员会编，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166页，附cdrom）。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鲁迅留学时的东北大学”，介绍鲁迅生平，特别细致研究鲁迅在仙台的活动，而关于“弃医从文”这个重大事件，特别收录了鲁迅研究专家的专题研究论文。这一部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解剖学笔记的研究；第二部分是“仙台市今昔”，介绍了仙台市100年来的变化，也介绍了现在在这里学**中国学生的情况。书中还特别择要介绍了中国各界人士参观东北大学鲁迅遗迹留下的感言。（第69页）通过这些介绍，表达了东北大学师生和仙台人民对鲁迅的怀念和敬仰，以及中日两国人民以藤野和鲁迅为纽带的友好交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位被人们称为“现代藤野先生”的菅野俊作一家，他把自己的住所建成了中国留学生之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给中国学生，并且细心照料他们，继续上演着中日民间友好的活剧。受到过帮助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心存感激，取“饮水思源”之意，把这里命名为“思源竂”。（第159161页）
无疑，《鲁迅与仙台》是一本友情的书，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更是一本求真的书。
几年前，两位日本学者在鲁迅博物馆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位是东北大学教授阿部兼也先生，一位是医师泉彪之助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藤野先生授课情况和他为鲁迅修改的医学笔记的评价。读者都知道，在《藤野先生》一文的结尾，鲁迅说藤野先生改正过的医学笔记，被钉成三厚本珍藏，“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不幸在搬家途中丢失。实际上它仍然存在，后来在他的绍兴亲戚家中发现。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笔记共六册，为鲁迅所听讲的医专全部课程课堂笔记的合订，分别是《脉管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组织学》、《病变学》、《解剖学》。藤野先生批改最多的是他亲自讲授的《脉管学》，而非他讲授的课程的笔记，也留有他批改的笔迹。也有其他老师批改的笔迹。这些笔迹分别用了红、黑、蓝、紫等颜色，令人惊奇的是，一百年过去了，这些墨迹依然相当清晰。
这些年来，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对这些笔记兴趣不减，通过初步阅读，做出了一些推断。例如泉彪之助先生在《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医学笔记》中提出这样一种意见：藤野先生的教学水平不高，没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思想全部传授给鲁迅。而鲁迅想要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欧洲意义上的近代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及方法。笔记上修改的主要是些语法修辞问题，而且可能有些过分，引起了鲁迅的反感。鲁迅觉得在这里不能掌握科学方法，失望而去。（第117页）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抱怨这学校的教学方法呆板，整天死记硬背，使他头脑昏昏然。（第7981页）就是说，鲁迅写《藤野先生》时，只感念藤野先生对他的关怀，只字不提自己对医专教学方法的不满。说实话，我当时听了颇感惊讶，因为还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鲁迅的回忆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藤野先生不但成了中日民间友好的象征性人物，而且也成了师生友情的象征性人物。不知不觉地，我们被限制在鲁迅文章的语境里，以鲁迅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而且甚至还从时代需求的国际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遂把其他背景材料略而不提了。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一对普通师生之间敬与爱的故事，获得如此高的知名度。中国中学的教科书里长期收录此文，几代中国人对鲁迅留学仙台从师藤野的故事耳熟能详，它几乎成了神话。这个神话要不要打破，能不能打破？编造历史，掩盖史实，拔高人物，是最要不得的。过去鲁迅研究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例如，鲁迅留学仙台时，当地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根据日本研究者的调查，这位名叫施霖的中国学生比鲁迅早一些来到仙台，学习工科，但成绩不好，几乎和鲁迅同时退学离开了这个城市。（第3638页）这且不去管他，问题是有人避而不提这个事实，把鲁迅说成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位到仙台留学的中国人，给予先驱者的名义。一方面是夸大鲁迅的孤独感，赋予他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尊者讳，因为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曾这样叙述道：“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直到现在，许多有关鲁迅的传记中还陈述着这样的“非事实”。如最近出版的《鲁迅画传》中就写道：“直到鲁迅到来之前，仙台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林贤治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0页）鲁迅的误记和叙述不周详之处应该指出，加以更正。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做法与学术研究必须遵守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研究历史人物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既要有同情理解，又要有求真精神。不感情用事，不任意拔高，不歪曲事实。但同时也要防止以打破神话为幌子，任意猜测，怀疑一切。
无论如何，对一个教师的善良和好心是不能怀疑的，对一个受其关怀的青年人的感激之情是不能怀疑的。藤野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医学教授，日常不修边幅，脾气还有一点古怪。据传记材料记载，他后来的生活和工作并不很顺利，在日本的“院系调整”中被“优化组合”掉，只好离开仙台医专到乡下开私人诊所。（第130页）也许因为他的教学水平确实不高，也许因为他的脾气不好难以与人合作，或者他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讨人喜欢之处，但他的朴实态度，他对外国学生的善意，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已足以把他立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本人后来谦虚地说，自己对鲁迅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他希望人们把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他本人加以区别。他，就像鲁迅少年时代在三味书屋就读时的寿老师一样，堪称“质朴、方正”———至于是不是“博学”，我们还得请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来评定。
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作为历史人物的藤野先生之间的界限，我们不妨予以注意。但基本的史实不容抹杀。提到文学笔法，我想起了日本出版的以鲁迅留学仙台为背景的小说《惜别》，题目用的正是藤野先生写在自己赠送给鲁迅那张照片的背面的字。这篇小说的作者是日本作家太宰治，1945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目的是为了宣传大东亚的“独立和睦”。作者在阐述创作意图时说：“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也绝不进行浅薄的煽动，打算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怀有的意图是让现代中国的年轻知识人阅读、让他们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这种感怀，在日本与支那的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的效果。”（转引自川村凑《〈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原载1991年4月《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中译文见《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董炳月译）书中当“我”询问藤野先生对与周树人的交往的感想时，藤野先生答道：“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欺侮支那人。仅此而已。”这简单的话语，包含了一种做人的基本态度。平等相待，友善相处，人与人交往应当如此，国与国交往亦然。
而《鲁迅与仙台》一书力求将真实的情形告诉读者，不回避对于藤野先生不利的评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它不但是友情之书而且是求真之书的原因。虽然我们对这样的观点还可以提出异议。而本书中就收录了反驳泉彪之助先生观点的文字。如浦山菊花指出：“就藤野先生对解剖学笔记修改的态度来说，可以说类似于中国古语的‘正名’。……藤野先生详细地修改也许使鲁迅了解到，对任何一个用语都不能敷衍了事，以及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的重要性。”（第117页）
作为鲁迅人生重大转折期的决定性事件，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带路的中国人**的图像，在当时细菌学课堂间并没有放映过，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找到的幻灯片中，就没有发现这样的内容。不过，日本学者也指出，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例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5千多清国人”的描述（第***2页）。看报纸上的照片，鲁迅会产生同样的感情上的震动，正不必非看幻灯不可。
本书有关材料还有很多，例如阿部兼也教授提出，在幻灯片事件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导致鲁迅离开仙台。他为还原历史情景做了辛勤的调查工作，他的《弃医从文》一文（第6888页）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掌握真实。但可惜的是，这些材料并没有被研究界重视和利用，并没有被广大读者接受，在鲁迅博物馆相关展览内容中，就没有对此加以说明。最近出版的一些鲁迅传记，也仍沿用了鲁迅的说法。例如，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鲁迅图传》中这样写道：“有一回，幻灯片上忽然出现了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被绑的是替俄军做了侦探，正要被日军斩首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又如，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鲁迅画传》中写的是：“……放几个时事的片子，内容全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其中，有中国人因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结果要枪毙，而围观的恰好也是一群中国同胞。”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将本书一些材料翻译成中文的必要性。
对鲁迅的医学笔记的研究则是本书最能体现上述精神也最有价值的部分。
鲁迅文学活动以外的业绩的研究，长期以来显得薄弱。我们对鲁迅美术方面的贡献也许能有一些比较全面的研究，因为毕竟文学艺术有相同之处。但对自然科学诸学科，我们只好敬谢不敏。鲁迅在地质和矿产方面的成就，已经请地质学专家来审定。对医学笔记，鲁迅研究界也必须寻求援助，而且更要申请外援，因为我们不但没有能力阅读医学笔记，更没有能力阅读和研究用100年前的日文写下的这些笔记。
《鲁迅与仙台》一书收录了14页鲁迅解剖学笔记影印件，整理排印件尽量保持原貌，鲁迅的笔记用黑色字，藤野先生修改的部分用红色字，修改或删除的部分，以及看不清和解读不了的地方用不同符号标明，增加部分用红色字排印。全部的笔记都经过仔细地修改，而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课堂笔记，红笔修改部分比较多一些。可以看出，藤野先生特别注意鲁迅没有听懂而写错以及漏记的部分，常常加以补充；也注意改正日语语法方面的错误，对使用不正确的标点符号也给予订正———藤野先生担当起了语文老师的责任。这对当时日语还不熟练的鲁迅而言，无疑很有帮助。考虑到当时的医学教学条件，修改笔记，除了从细微处培养鲁迅认真治学的精神外，假如他后来仍然从事医学工作，这些行文准确的笔记在缺少教科书的情况下也有使用价值，有助于实现藤野先生（也是鲁迅）的“将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的希望。
有趣的是，鲁迅绘制的人体解剖图一般都比较准确，被老师修改的地方并不多。《藤野先生》中提到老师曾指出他把一根血管画错了位置，本来是鲁迅明知故犯地“唯美”一下。鲁迅小时候喜欢影写小说插图，具有较好的美术功底。看来，他听了藤野先生批评后那句自负的话“画还是我画的不错”，确乎不是狂妄和冥顽。这里需要补充一下，鲁迅的回忆录里对这件事的描述大致不错，但细节也有出入，原文说的是下膊部的解剖图出现血管错位，查对解剖学笔记可知，此乃大腿部的解剖图，旁边正好有藤野先生的批语（解剖学笔记图5，第98，99页）。
书中所录医学史专家写的评论文章显得尤其珍贵。他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了鲁迅时代中国医学发展的状况，并详细地解读了这14页笔记。文章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对鲁迅笔记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加以解说，并对拉丁文和德文原文的错误加以订正。这样的解读很有意义。例如，文章讲到日语中的解剖学术语基本上是从欧洲（特别是拉丁语）翻译过来的，举“无名动脉”（arteriainnominata）为例，这是19世纪的名称，到了20世纪初，也就是鲁迅学医时代，称为“腕头动脉”（arteriabrachio鄄cephalica）。（第116117页）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用的正是新名称，与时代相符。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笔记是记录医学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宝贵资料。当然，要想得出准确的结论，还需要对所有笔记进行全面的研究。
这里要表达一点遗憾了：这里仅有14页笔记的解读，在读者只能算尝鼎于一脔。在此向编辑者和研究者提出建议：能否将全部的医学笔记加以整理，从中探究鲁迅所受医学教育的情形，看他的医学知识广度和深度如何？能否看出医学学**他后来的文学事业产生的影响？能否依据这些笔记对当时的医学教学水平有一个准确的评估，等等。如医学史专家浦山菊花研究员所说：“日本明治时期解剖学的历史和发展，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第117页）我们期待着全面深入的研究的开展，其受益者当不限于鲁迅研究界。
多亏仙台东北大学教授大村泉先生和佃良彦先生及其领导的编写组的努力，我们得见这样一本有价值而且印制精美的图书，这是对鲁迅赴仙台留学100周年的一个极好的纪念。该书的出版，是对以往研究成绩的总结。但因为在有些方面又开辟了新的领域，因此，这同时也就是一个开始。想象中，未来的研究将是跨学科的和集体协作的，也肯定会是卓有成效的。我们期待着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材料，在多方面取得结论性的成果。
建立在真诚之上的友情才能让人永远感念。100年前两位异国师生藤野和鲁迅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友情，如今，《鲁迅和仙台》一书的著者和编者都怀着这样的友情。本书以其求真精神，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资料；又以其友爱之心促进着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以诚实求真的态度和仁爱的胸怀为基础的友好。

在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中，鲁迅为何离开东京去仙台？

在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中，鲁迅离开东京去仙台是看不惯清国留学生的所作所为，跳舞什么的不务正业，弃医从文是因为鲁迅先生觉得单单从医学方面无法就中国人，他们必须从思想上救治。

文章一开头就写目击东京“清国留学生”的醉生梦死，激起自己想“到别的地方去看看”的原因。接着写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这是此文的主体，着重写藤野先生对自己的关怀、教育的深厚情谊，以及放弃学医的思想变化原因。这部分在写藤野先生之前，叙述了从东京去仙台的途中所见以及在仙台医专所受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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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写作者满怀爱国激情寻求救国的道路，而“清国学生”则过着饱食终日、白天逛公园、晚上跳舞的无意义生活，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又如“清国留学生”是中国人，对祖国的前途漠不关心，而藤野先生是日本人，却热望把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这二者也形成鲜明的对比，还有以学生会干事为代表的日本“爱国青年”妄自尊大，仗势欺人，而藤野先生却毫无民族偏见，对弱国留学生热心教诲，关怀备至，形成了强烈对照。

鲁迅去仙台时间

鲁迅去仙台的时间是1904年9月。
鲁迅是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先是在东京弘文学校学日语，两年后的1904年9月，才正式到仙台学医。即使学医，在东京就有医学校，是第一高等学校中的医学科。而他所以选择到偏远的仙台去，是因为在东京的两年间，他见到的“清国留学生”，令他十分失望。
正如他在《腾野先生》一文中写道的，那些在上野公园看樱花，头顶着清人的大辫子，盘起来藏在学生制帽下面，宛若“富士山”的人。还有，晩上在留学生会馆里，“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那些彻夜跳舞，令他无法读书学**人，以致他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还写道“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对中国留学生从“头”到“脚”到“胃口”，可以说是相当失望了。
所以，他在弘文学校学语言时的同学沈瓞民回忆说，“鲁迅决定学医，想进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医专”，当时日本第二高等学校的“医学校”所在地，便是仙台，鲁迅便决定去仙台。周作人在《鲁迅的靑年时代》一书中，也说道“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在仙台，鲁迅开始听课时，仍然不是很能全部听懂的，所以，藤野先生对于这个班上唯一的中国人就多加关心了一些，问他，能否全听懂，能否全部记下来？鲁迅给老师看自己的笔记，藤野先生就为鲁迅修改听课笔记。所有脱漏的地方，包括语法错误等等，都红笔添改在上面。这样，鲁迅期末考试时，成绩是“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但即使这样，还是引起学校日本同学的怀疑，日本人当时普遍瞧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怀疑是藤野先生在添改笔记的时候，给鲁迅漏了考试题目。于是，引起一场风波。再加上看日俄战争杀中国人的纪录片等等原因，所以，造成鲁迅最后终止了仙台的学习，回到东京，进行文艺活动去了。
鲁迅所以在20多年后的1926年，写下《藤野先生》作为《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是因为他一直怀念这个给他以平等的关爱和特别的鼓励的日本老师，这在当时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中，或许是很少见的例子吧。所以鲁迅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对晩清中国的失望，使他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对同胞留学生的失望，又使他远赴仙台留学。逃避失望的鲁迅，并没能摆脱“屈辱”。正是在仙台的经历，使鲁迅终于完成了从逃避到直面迎接的转折，走上了“改造”国民性的道路。
在那几年的失望和屈辱中，唯有真诚和负责的藤野先生，是鲁迅日本留学的一抹温馨回忆。鲁迅与藤野教授相遇仙台，记录着中日友好的重要的历史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