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行当的概述|《老行当》之

现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普及到人们的生活中，因此很多老行当即将面临消失危险。比如媒婆，弹棉花，捡瓦，蒲扇等。现如今这些行当已经很少出现在人们的眼里，有的可能已经消失了。

以前没有通讯设备，媒婆为了撮合一对新人，经常跑来跑去。他为每一对新人牵线搭桥，目的就是为了能让两个人在一起。但是现如今手机电脑，成为了人们

交流工作的机器。现在讲究恋爱自由。拥有一部手机，你就可以对你自己喜欢的人表白。不需要媒婆跑来跑去。你可以自己用手机发语音或者是打电话和他说话。因为手机是这些电子设备产生的。媒婆这一行当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弹棉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以前需要利用人力，经过长时间的弹制，并且在弹指过程中雪白的棉花会飘散在空中，非常的漂亮。因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

弹出一床好的棉絮。因此人们发明了弹棉花的机器，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弹出一条很好的棉絮，而且比人工弹的要更加地精致。因此很多弹棉花的人，都放弃了这一事业。所以弹棉花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以前农村是瓦房，在下暴雨的时候房檐上的瓦片有可能会被雨水打烂。还有可能是放养后果实成熟以后落下来砸坏了瓦片。因此很多瓦片工都去帮别人修补房子。但是随着现代平房的出现。已经很少有人家住瓦房了。因此前面的人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去别处谋求生活。

在没有空调风扇的时代。蒲扇是一门非常流行的手艺活。因为人们为了不被炎热的天气所打倒。自己制作小风扇为自己乘凉。

老行当的概述

重现似曾相识的老行当，让人怀旧遐想。那些传统的手工艺劳动，记述了历史的昨天。修钢笔匠、钟表匠、铁匠铺、竹器坊、园木作铺等，都曾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走进老行当，就象回到了那已经逝去的年月。
黄昏的巷口，有节奏的嘭嚓声，漫天飞舞的棉絮——弹棉花匠；一副针线、几张碎布、缝缀得不着痕迹的补丁——缝穷；借别人的灵堂哭自己的伤心事，或者毫无来由也可以哭得满地打滚——哭丧婆;以前的人，营养没有现在这么好，几乎没有“黑头”。姑娘出嫁前，绞脸婆就会到来。绞脸婆手上夹一个布包，打开里面就是一根长长的棉线，绞脸婆用面粉涂在姑娘脸上，而后一口咬住绳子一头，两只手扯紧绳子忙活开来。先是下巴，而后是脸，额头，一点点地绞。绞完，姑娘的脸上变得红润，皮肤也变得格外细腻。“这是因为，绞脸其实就是棉绳按摩人脸部的每一个穴位，加快脸部血液循环。”；京城卖估衣末代**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丁巳复辟时写道：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只得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这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这里所提的估衣，就是旧衣裳。抛开遗老们争购旧日袍褂的一时热闹之外，作为一个」行业来说，在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估衣行也，是一项调剂民间日用生计的商业活动。清代崔旭在道光四年(1824)写有《估衣街竹枝词》首，他说道：衣裳颠倒半非新，挈领提襟唱卖频；夏葛冬装随意买，不知初制是何人？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清代估衣店的经营活动。其一，它所卖的衣裳多是七八成新的旧衣服，刚做好还没穿的衣服卖到估衣行也得按估衣算，俗称“下了剪子为估衣”。因为当时各城市的当铺很多，居民生活的变化既大又快，家中新制的各色鲜衣华服，转瞬间就可能因为不合时尚或是经济破产，随即送进当铺。其后往往又无钱去回赎，所当衣服即成为死当，这些半新不旧的衣裳的所有权就转移到当铺手中。当铺为了兑现钱，即按堆儿编号售出。成批收卖者多为估衣铺，他们再把趸来的批货，分出三六九等，拿到估衣街市上售卖。卖估衣的伙计要一对一的当场吆喊：“快来瞧！快来看！这一件白灿灿、光闪闪、又轻又柔的滩羊皮袄呀，把它买了吧！……”真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卖估衣》一模一样，毫不夸张。其声如歌唱，其神态如唱戏。卖主可以漫天要价，买主可以就地还价。诗中说“唱卖频”就是言此。买的既是旧衣服.当然也就“不知初制是何人”了！在北京，卖估衣的买卖集中在前门外大栅栏、天桥和崇文门外花市一带。在天津则集中在估衣街，估衣街西口立有一面牌楼，上写“沽上市廛”四个字。沽，是指天津旧有七十二沽。“沽上市廛”就是指天津的商市。两百年前清代文人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中，描写这条街“廊舍整洁，几及二里”，繁华绝似“吴(苏州)之阊门”。足知它当年繁荣的风貌。估衣街上有各种老字号、老商店，如吃饭饮宴，有老“八大成”洋广杂货商店“范永和”及京都达仁堂、老皮货凉席店也都在估衣街上当然，估衣街上最多的仍然是服装店与绸缎庄，如谦祥益、敦庆隆、元隆、瑞蚨祥鸿记等，估衣铺、估衣摊杂陈其间，行在闹市间的行人、顾客，有钱的去大店铺置办新装；无钱的可以在估衣摊上便宜地买件旧衣裳。此二景凑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画。无锡纸马在历史上曾显赫一时，其鲜明的艺术价值，曾被众多专家认为是国内该门类的佼佼者，但是和其“**”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大红大紫不同，在冲击国家级非遗的过程中，纸马连续两届遭遇失利，即便在无锡本地，年轻一代中也已少有人了解这一行当。据城中老人介绍，旧时家家户户要祭灶，因此逢年过节都会用到纸马，最兴盛的时候，“龟背壳”老城厢中就集中了42家纸马店之多。“那时候我们就靠这来养家糊口，光过年时候卖卖纸马，全家半年的生计就不用发愁了，还能同时供家里好几个孩子读书。”现在时代变了，纸马的用途也没有了，但即便这样，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代表，纸马这项技艺还是有保护和传承的价值的。
除了传统的传承外，一些家族式老行当的后辈们独辟蹊径，通过在传承中融入创新，为老行当的新生注入动力。陶晓梦是陶揆均的孙女，毕业于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她曾做过这样的尝试，在设计时改变了纸马的传载媒体，把传统纸马制成了现代的车挂、纸扇、明信片等等。对此，陶晓梦说，传统纸马具有祭祀敬神的功能，而她改变纸马的传载媒体后，强化了它的装饰功能与艺术特色，通过现代的包装，使之又重新回归到现代人生活中，像以纸马形象制作的车挂，就同时具有保平安的寓意，也部分继承了其传统功能。
陶揆均对孙女的尝试也是大为赞赏，他甚至采纳了孙女的建议，把传统宣纸纸马，裱挂成卷轴书画的形式，收挂自如，既实用又美观。不过，新老传人一致认为，创新只是形式的创新，传统的制作技法、文化内涵不能改，否则就失去传承的意义了。
即便是无锡非遗项目中名声最响的惠山泥人，也经历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性困局。对此，惠山泥人厂厂长沈大授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除了时代和市场等因素，年轻传承人的问题对老行当的生存发展也是影响至深的。“就拿惠山泥人来说，过去当学徒要花好几年才能出师，而要精于这项手艺，那就是几十年的事情了，其研习和创作的过程是异常清苦的。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哪家的孩子愿意吃这个苦？加上年轻人要立足社会，养家糊口，必须有经济来源，当学徒经济收入肯定有限，面对前景未明的市场，年轻一代选择远离祖辈留下来的老手艺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7年初，由政府出资培养，惠山泥人首度面向社会公开招收传承人，9名小年轻师从泥人大师，通过3年学习，终于在这项技艺上“入了门”。在尝到甜头后，今年，政府再次出资收徒，5名泥人学徒和5名锡绣学徒在惠山泥人厂的大师工作室内开始了又一段非遗传承的征程。
除了政府传承外，非遗项目的民间传承也有收获。无锡留青竹刻大师乔锦洪突破过去“师傅带徒弟”的传统传承模式，在薛福成故居内办起了“梁溪竹友”竹刻艺术沙龙，以竹会友，为感兴趣的市民免费传授竹刻技艺，开启了“社会式传承”、“票友式传承”之路。
尤茂盛、周仁娣夫妇今年已年过八旬，是“无锡小热昏”的唯一传人，平时只要不是雨雪天，他们都会到锡惠公园龙光洞的“龙尾”处为老百姓免费唱上两个小时，一晃已经坚持了18年之久，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他们表演。而夫妇俩平时在家还要做梨膏糖，虽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梨膏糖的药用价值在今天已经不足为道，但是依然有不少怀旧的老顾客时不时地前来光顾。据周仁娣介绍，她的儿子尤红泉、女儿尤春仙和孙子尤璐，现在就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设摊卖梨膏糖，而受老夫妇俩的影响，儿孙们已在近几年开始跟着学唱“小热昏”，有时应顾客的要求，三个人也会临场唱上几句，通常会引来诸多好奇者的阵阵掌声。
修脚是治疗灰趾甲、畸形趾甲、嵌甲等脚病的民间传统服务技艺。“修脚匠”为患者解除行动不便和痛苦。韩春光女士四年前在老家吉林学成修脚技艺后和家人一起来北京创业，如今她已经在北京市红庙附近建成两家韩氏修脚中心，生意非常火爆。而同在朝阳区的甘露园浴池，服务员介绍说，修脚38元一位，“几乎所有的浴池都有修脚技师，像清华池那样的百年老店价格更贵一些。”现代修脚业已经把西医消毒、注射、切除、止血、包扎等医疗技术与传统的修治手法结合起来，而在许多浴池，修脚之前可以洗澡，修脚之后还可以足底按摩，药物足疗。
织补也是一门传统手工职业，过去，街头常见织补娘姨挑竹弓补破衣服、破袜子。《竹枝词》云：“穷人衣裳旧又破，小洞不补大洞苦；劝君勿必心发愁，上街去找缝穷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少有人愿意穿补丁衣服，补衣这门手艺似乎已成为历史。但实际生活中，精工技艺的织补业却在时装流行的时代悄然复苏。而且，如今的服装织补早已超出了“缝缝补补”的概念。
据北京市荣昌洗衣店一位姓杨的店员介绍，过去是在旧衣服上打补丁，现在是给服装“美容”。由于现代人穿的西服、皮衣、羊毛衫等都价格不菲，一旦不小心划个口子、扎个洞或是被烟头烧了个窟窿，扔了可惜，穿着又不雅观，而高超的织补技术能把这些衣服修好，不留痕迹。现在，织补还包括服装翻新改色技术、服装修改技术等。在北京市定福庄西街，某些店里出现了许多“新衣织补”。许多昂贵衣服由于断码或是样品，商家会低价销售，但这些“实惠”的衣服往往可能有些瑕疵。于是，不少人就找到织补店对衣服进行必要的修补。
我国的传统手工艺一直以选材独特、构思奇妙、工艺精湛而为世界称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许多手工艺逐步被机械化、规模化，成为纯粹的旅游商品。一些掌握传统技艺的老艺人要么逝去，要么被社会所遗忘，传统民族手工艺“人亡艺绝”现象日趋严重。

《老行当》之 游医.皮行

在江湖门派里，游医属皮门，故又称皮行。
如果要考究中国游医的历史，追溯到商周时代，应该是可以的。那个时代，虽然还巫、医并行且这并行现象一直绵延不绝甚至眼下还有，但既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有游医存在应该是肯定的。至于稍后的扁鹊、更后些的华佗，已经被“皮行”奉为行当的“祖师”了。
俗话说，吃五谷杂粮，哪个保证自己不害病呢？害病了，一般头痛脑热的，冲碗姜糖水，喝将下去，躺到床上，用厚被褥捂它一捂，发一身酣畅大汗，或许也就好了。更多的穷窘人家，不仅想碗姜糖水都难，大白天里躺到床上，更是很奢侈的举动：家大口阔，上有病恹恹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娃儿，能够躺得心安？病得重了，用我们武汉话说就是病得“摊了铺”了，不诊保不住命了，或用偏方一两副，熬了灌下去，好了就是运气；或实在打熬不过去了，请医生，拿脉开方，折财吃药——这，就用得着游医了。
从本质上看，游医与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篾匠、箍匠之类手艺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居无定所，都是到处游走，都是做了事拿了钱走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各自有各自赖以吃饭的货品或手艺——至于货品手艺是真是假，有几分真几分假，就又另当别论了。
就医疗机构发展的历史顺序看，最早出现的当是游医，其后才有药铺的坐堂医生和独立开诊所行医的中医师。
至于西医，别的城市什么时候有西医或者西医医院，不好妄加臆断。就我们武汉市乃至湖北地区，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了这种“新事物”：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为着贯彻该教会向中国传教的意图，因担心中西方政治、语言、文化诸方面的隔阂，为便于接触中国的百姓起见，觉得以行医的面孔出现在中国比较有亲和力。出于这种考虑，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17日，该教会的传教医生思维善（f.p.smith），远渡重洋来到汉口。8天这位思维善就在汉口彭家巷挂起“普爱医院”的牌子，开始对外应诊。这普爱医院不仅是武汉乃至湖北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也是当年华中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而当年的那个思维善医师，虽然是从英伦三岛远道“游”来的，却不能算是我们本土的游医，而是在武汉最早工作的西医医生。其后，1866年9月，英国基督教伦敦教会在汉口后花楼办了个“仁济医院”，这医院于1928年迁至中山公园附近，改名协和医院。再稍后，亦即1875年1月，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办起一座医院，最早叫同仁医院，就是如今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前身。可以想象，偌大个武汉市，仅仅三家西医医院，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好在，当年武汉百姓人等对西医颇多疑忌，一般轻易不敢进这“洋医院”就医。再说，当时的西医院，医药种类也有限得很，最多的也就是碘酒、硫磺药膏、强蛋白银滴剂和金鸡纳霜这有数的几样药品，对一般皮肤病、眼睛红痒、疟疾、感冒发烧之类毛病，疗效甚显，至于其它疾病，大多无能为力，更遑论稀奇古怪的什么疑难杂症了。所以，即使就三家医院，对于偌大的城市来说，居然也不显得资源稀缺。
在漫长的过去岁月里，中国人大多还是崇尚中医。而游医所展示给病家的招数，亦是望闻问切那一套，所用方剂，亦是中药，因此之故，在漫长的过去的岁月里，游医总有他们活动的空间，有他们发挥作用的“市场”。
平心而论，在中国这幅员广阔的农耕社会，游医确有存在的土壤，而且，可以肯定，在游医存在的历史岁月里，一些游医还是有些医术医德的，在给人治病解救人间病痛上，应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传说中的神农、扁鹊，医术神乎其技的华佗，被尊为药王的孙思邈，撰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等，都是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游医。只是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医中药这行当本身的特殊性，比如诸多指标评估的非确定性、某些理论概念诠释的模糊性，混同在中医中药这一大行业中的游医形象，更因难以管理和自律的缺失，而变得逐渐丑恶起来。由于我们的医疗条件尤其是农村医疗条件长期的不理想，医疗资源的长期紧缺，医药行业有着不菲的利润空间，受利润驱使，游医这行当代有传人，大量不良之徒掺乎其间，他们大多不学无术，急功近利，或偷工减料，或以假充真，每每乱使虎狼之药，戕害人命，不计后果，以致在人们眼里，游医这一本为治病救人的行当，在悬壶济世的幌子下，蜕变成江湖骗子的代名词之一。
顾名思义，游医游医，其特色就在一个“游”字上。背个褡裢，里头膏丹丸散，或许都装得有一点，针灸火罐，或许也备得有一套，走街串巷的，是为游之一义。更重要的是，被病家接进门后，如何让病家相信他的医术，如何肯买他的药，如何把病家的银子钞票弄到自己口袋里来，这需要口吐莲花游说的本事，这才是游医那个“游”的真意。
游医这行当，从“游走”方式上，可分为“摆四平”和“推包”两类。“摆四平”者，即在庙会或闹市街头设摊的游医，他们或当街当众用铁锉子锉药粉，名之曰“使捻子”；或在地摊上摆几样药瓶，名之曰“占谷”。他们招摇给人看病，名义上不收钱，以销售他们的“秘制方剂”牟利。这类游医，相当于我们武汉所谓之“挖地脑壳”亦即摆地摊者。大医院旁，道路边，尤其是车站码头附近，这类挖地脑壳的游医，眼下仍时有所见。而“推包”则是不摆摊的。他们擎一竹竿，竹竿上挂一长布，上书“祖传名医某某”或“妙手神医某某”之类，算是招牌；手摇一“虎撑”又名“推子”的“串铃”，游走四方。这类游医，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游”医，民间俗称为“走方郎中”。
走方郎中摇的那“虎撑”，颇有来历。据说，当年药王孙思邈在行医游走途中，见一老虎挡道，虎嘴张得老大。在专家孙思邈看来，老虎作如此形状，似乎不是要拿他当点心，而是向他展示痛苦且求救的意思。孙思邈掰着虎嘴看了看，确诊是根骨头梗在喉咙里了，就随手用根树棍子撑住虎嘴，为老虎作手术，取出了梗在虎喉咙里的骨头。解除了痛苦的老虎，见药王用两只脚板游方实在太辛苦，为感恩，就甘愿做了孙思邈的坐骑。在孙思邈被奉为皮行游医的祖师神祗后，就是骑着老虎、背着济世葫芦药包、手持后世名之曰“虎撑”的树棍的形象了。为表示“入行”，是皮行中人，是药王的“后裔”，后世“正规”的游医们游方时，那根虎撑是少不了的。只是，这虎撑已非彼虎撑，早已演变成中间放了几粒铁弹、直径四五寸的串铃了。
长期以来，游医一直是行医兼卖药的，就是后来有药铺了，有些大药铺设置了医生应诊，那称之为坐堂医生的，与庙会街头“摆四平”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这么说，不卖药，游医根本无利润可言。所以，从“专业”类别上看，用皮行的行话来表示，游医有这样几种：
一为“放边汉”，就是用铁条狠抽自己脊背胳膊腰肋的游医，其“业务”就是专卖跌打损伤膏药；二为“青子图”，是用锋利小刀在自己臂膀处割出伤口流出鲜血，以此招徕眼球的游医，目的是兜售刀伤膏药；三为“龙宫图”，专卖橡皮夹着纸张制作的刀伤膏药者；四为“香工”，这类游医多扮作寺庙、道观的义务劝善者，劝人给神祗捐香烛钱，“顺便奉送”所谓的秘方圣药；五为“收包”，是在走乡串村的戏班子中，趁戏场子人众时自称懂医理的艺人而行医卖药者——这类“收包”游医，又名“挑柳驼”。唱戏艺人这行当，属于江湖中的“调”门。调门中人，跑四乡搭野台子唱戏，除一两个主“角”之外，并无固定人员，加之调门中人很讲江湖义气，无论是谁，只要略懂调门规矩，进得班里，到后台供奉的祖师爷神位前叩几个响头，戏班子的人就视为同道，同吃同住毫不见外。“收包”“挑柳驼”的游医，利用的就是唱戏行当这一特点而混迹其间的。
当然，游医们用铁条狠抽自己，弄得伤筋动骨的，吃了自己的祖传秘方，立马筋骨复原；用刀子狠割自己，血呼啦呲的，敷上自己的秘制药膏，立马伤愈血止；凡此种种，如果卖的是真能治病的药，显的都是救人的真功夫，手段古怪些，形象血腥点，也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绝大多数游医，都是不懂医术，略知几味草药的作用，就给人治病，或者干脆靠几下变戏法的快手，设局骗人坑人——
比如，上述“青子图”类游医，用刀子在自己手臂划上血道子，再贴上自己的膏药立马止血。其实，那功效不是膏药有什么奇效，而是事先在一般的膏药上搽抹点巴豆霜，利用的无非就是巴豆霜极强的收敛作用而已。如此割划治疗，对于游医自己，已经习惯，对于真正的刀枪伤者，如此这般地“治疗”，实在危险。
再如，吹嘘自己的膏药如何如何有活血化瘀奇效者，为令人信服，往往当场拿出一叠膏药，请现场围观者之一从中取出一张来，游医自己从放在案板上的铜钱堆里取一枚铜钱，或从案板上的破碗屑中取一片瓷片来，放在膏药中间合上，放在火上烘烤片刻，再把膏药摊开在案板上展示：包铜币的膏药，铜币碎裂了，包瓷片的膏药，瓷片碎裂了。围观者多以为这膏药真的有活血化瘀奇效：连铜板瓷片都化了，化起积痞淤血来还不是小菜一碟么！其实，那铜币，是似铜而非铜、俗称“自然铜”做的；那瓷片，是药铺里卖的海螵蛸，也就是俗称的墨鱼骨而已。自然铜、墨鱼骨，都是用手一捻就碎的玩意。游医在铜钱或瓷片中挑选了自然铜或墨鱼骨，摊膏药的时候，游医手上使了点暗劲，被火烘热的“铜币”或“瓷片”，自然就“和血化瘀”了。
还有更害人的：你说你不思饮食，游医说，你这是食积胃滞，用信石、巴豆、芫花，给你来个上吐下泻，说是行积！殊不知这信石即生砒霜为剧毒之品，巴豆行泻生猛，都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至于治疥疮用火硫磺粉、治疟疾用红信之类，虽然可以让疥疮暂时收口、让寒战者顿转平和，至于过后疥疮热毒走内而里头溃烂、疟疾不愈且脏腑中毒等等恶果绽露之时，荷包里装了病家银子钞票的游医，早就不晓得又游到何方去了……
照说，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应该是不会有游医了。
可是，正如，尽管人已经可以乘航天器航天、可以乘飞船登月探险而仍然有宗教信仰一样，在医学科技发展到可以置换角膜、可以移植肾脏肝脏、可以变性换脸克隆器官的今天，游医仍然没有退出我们的视野，而且，眼下，他们的生意，似乎更火爆了。
自然，这与近年来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密不可分。
人生在世，如果收入薄，物质条件差，衣，可以不要时尚，挡寒、蔽体、遮羞足矣；食，可以不近珍馐佳肴，果腹足矣，且可以免了眼下一些诸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类的富贵病；住，方丈蜗居，遮风蔽雨，亦可称足；行，可以不要私家车，不要摩托不要自行车，甚至不去挤公交车，安步当车于精神于肉体似乎都无害处；最可怕的还是生病。相当流行的一句话通俗而深刻：什么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健康；有什么都无所谓，就是不能有病。可近来，对天价医疗费用、对公立医院摒弃医德盲目逐利而导致的医疗事故，传媒频频曝光，闻之者以为骇人听闻，在游医看来，估计属于不可多得的喜讯：哇噻！我们仍然可以大行其道了咧！
如今的游医，较之旧时代的皮行先辈们，各方面都绝对地与时俱进了。就形式而言，摆地摊类的“占谷”“摆四平”“使捻子”者虽然有，但见得少了；至于“推包”亦即擎招子拄虎撑游走四方者，基本绝迹了。眼下的游医，往往相个穷窘人口集中的居民片区，租间屋子，挂出“×××诊所”之类招牌出来，弄点假药水货药，病是治不好的，真要治死，也不是件蛮撩撇的事——毕竟，人的生命，有时还是很顽强的，特别是身处恶劣境况且已经习惯这境况的生命，尤其显得不晓得几“扎实”。挑选贫困民居地“开业”，当代游医看中的，就是麇集在一堆的这**的“穷”字：人穷病多，马瘦毛长。穷人病了，往往不敢进正规医院，就是这游医性质的诊所，也是轻易不进去的，实在病得挺不住了，就在这“×××诊所”，花几个小钱，对付过去，也就罢了。正规医院，治个感冒咳嗽，没有千儿八百人民币，治不出个名堂来。可千儿八百这数字，是我们城市“混得不错”职工一个月的收入；对大量的失业下岗者、低保户，这数字足以让他们把舌头吐出来半天缩不回去！当然，这类当代游医的“业务”，由于是“无证照行医”，故他们往往用些诸如偷梁换柱、昼伏夜出之类战术来对付相关机构，尽管如此，终归还是有**处的风险。于是，另一类更高明的游医就“应运而生”了：傍个公立大型医疗机构，或称为该机构的某某专科门诊部，或干脆将该医疗机构的某个甚至某几个专业诊疗科室承包下来，向该医院交纳若干年费，就堂而皇之地成为该公立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了！这类做派，眼下十分流行——粗略想来，这当代的游医们噢，比旧时代那种傍着“调门”戏班子行医卖药的皮行前辈们，真是不晓得要高明几多啊！

老照片：钉马掌、推石碾、赶驼，这些行当你见过吗？

正在劳作的木匠。随着社会的进步，历史上曾经司空见惯的老行当要么升级换代，要么就慢慢消失了。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组拍摄于1918年的照片，记录了12个行业，看看有你见过的吗？摄影师西德尼·甘博。

制作擀面杖的师傅。擀面杖木材以香椿木为上品，其他次之。这种完全手工制作的方法，小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鲁西南农村看到过，等2000年上了高中之后再也没见过了。

给景泰蓝花瓶上色的匠人。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传统工艺品。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比较成熟，因此得名。它是用细扁铜丝做线条，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花纹内，经烧制、磨平镀金而成。外观晶莹润泽，鲜艳夺目。

葬礼上抬灵柩的杠夫。抬棺属于比较“丧气”的体力活，一般人不愿意干，多由乞丐、流民等承当。1923年，王统照在《生与死的一行列》一文中写道：“一群乞丐似的杠夫，束了草绳，戴了穿洞毡帽……大家预备到北长街为一个医生抬棺材去。”

北京郊区的赶驼人。赶驼人又称“驼头”，是驼队的总指挥。在交通不便的时代，北方骆驼运输占据重要地位。一个赶驼人往往可以驾驭十几头甚至更多骆驼，用绳子将他们的鼻子串起来，载着货物往返北京与山西、北京与蒙古等线路。

两男子在推石碾。石碾上面的叫碾砣、下面的叫碾盘，逆时针推动可用于碾米、碾谷、碾地瓜干等。这种方式碾出来的面粉比较粗糙，一般还要用磨进行精细加工。

北京城门附近的护城河内，采摘某种水生果实（菱角？）。这一情景充满浓浓的老北京风情，如果有谁曾经置身其中，那他肯定在80岁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