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用来防御的土城墙都是怎样建造的|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什么

“国之宜固者城池，城池固而国始固。家宜坚者墙壁，墙壁坚而家始坚。”

——清·李渔《闲情偶寄》

看过《权力的游戏》的读者一定对剧中七大王国形态各异的石头建筑有深刻的印象。在剧中，无论是城堡还是城墙，绝大多数都是用大块的石砖建成的，这样的设定其实正是取材于西方历史。

古罗马帝国的创立者奥古斯都曾经骄傲地说：“我接受了一座用砖建造的罗马城，却留下一座大理石的城。”现在，作为欧洲唯一一个完好保存了古城墙的大城市，罗马有两座著名的古代城墙：

“塞尔维奥城墙”（lemureserviane，前578-534），由罗马王政时期的第六任王

塞尔维奥·杜里奥

主持建筑的，主要用的石头；

“奥雷利亚诺城墙”（lemureaureliane，270-275），是由罗马帝国时期的**

奥雷利亚诺

主持建筑的，主要是红砖和石头（用当地产的火山灰加水制成的泥浆做粘合剂，粘得很牢靠，这样的泥浆被称为“天然水泥”）。

那么放眼中国，我们的古建筑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呢？简单来说是主要是

土作墙、木作房

。木构建筑的梁、柱、檐、斗拱等部件，想必大家都不算陌生，在这篇中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古代的城墙。

版筑的起源

当古代居民不再满足于阴暗潮湿的穴居生活时，便将目光转向了在地面，开始尝试着搭建房屋。伴随着人们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不断发展，建筑技术也在不断提升，其中我国古代筑城的主要方法就是

版筑法

，距今已有至少5000年历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遗址

西山古城俯视

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夹出一个空间，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的外侧用木柱支撑住，再用绳牢牢捆住固定。然后在两块板之间填满泥土（有时也会放砂石、芦苇、石灰等物），用杵筑一层一层打结实，之后拆除外面的木板木柱，剩下的就是一堵墙。

无论是要增宽还是增高城墙，将夹板取走，重复以上流程就行。为什么要这样筑墙呢？我们知道，如果直接用泥土垒出城墙，它本身松软的质地会导致城墙遇水就垮塌，也无法作为保护性障碍抵挡外敌的入侵，敌人很容易就能把这道墙挖穿。

因此，人们发明了夯土墙来解决问题，经过夯打的黄土，强度**提升，完全可以作为城墙。但如果没有木板的围护，做出的墙面不但不够结实，也比较难定型，直到版筑技术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古城寨遗址城墙残段

以河南新密市龙山时期古城寨遗址为例，现存东现存东、南、北三面城墙，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最高处有5米—16.5米,城墙基础北墙最窄处42.6米,东墙最宽处达102米。地表墙体宽9.4米—40米。城址面积达176500平方米”，绝对算得上是城大墙高。

打夯

从土墙到砖墙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用砖来修城墙呢，是不是因为老祖宗们造不出来？

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发明了砖，而且种类还不少，实心的、空心的都有（实心砖一般是用来贴井壁、下水道，而空心砖则是用来铺地面和砌筑坟墓中的椁室）。

例如在秦国都城咸阳出土的长方形条石状空心砖，长1米多，砖壁厚2-3厘米，内部中空，原本用来铺宫殿中回廊的踏步和台阶。这种既能承受较大压力，又能减轻自重、节省材料的古代“空心砌块”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空心砖。

咸阳宫遗址出土的空心砖

不过那时候烧砖成本高的吓人，所以也就特权阶级有机会用用，哪有可能壕无人性地拿来砌城墙呢？

所以著名的秦长城在很多段其实是用版筑法筑出的土城墙。

因为土质的好坏会直接影响长城的质量，所以当筑墙地没有合适的土壤时，朝廷还会派人从异地运土，这样的土就叫做“客土”。

为了提升泥土的品质，战国时期在建造长城的时候还会往土中掺盐（增加“筋性”，做过面食的人一定懂），加芦苇或者红柳枝条（隔开盐碱地区的腐蚀）……

说回城墙，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的城墙及长城都是砖石所建，那么传统夯土墙是怎么退出主流的呢？

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砖墙，并不全部用砖，也只是表层包砖而已。据元朝《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铁瓮城）吴大帝孙权所筑，周回六百三十步，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砖甓”。根据这条记载，孙权曾经让人在城墙外面包砖。

那么到底三国时有没有这么一座用砖包砌在夯土墙外的城池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古证据，考古学家们找到的最早的包砌砖壁实例已经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了。

成都发现的唐代包砖城墙

一开始人们在夯土城墙上加砖，只用于城门或墙拐角这样的要害部位，并且只包靠近地面的一段，使城墙更加防水和耐腐蚀，后来包砖面积越来越大，直到整个城墙体都被包上（东晋末年首次出现）。在之后的唐宋时期，版筑夯土墙及包砖夯土墙依然是多数派，直到明朝中期砖墙才被普及。

震撼！成都发现6000座古墓，川蜀大地究竟有何辉煌历史？

光是说川蜀大地的成都，它就至少拥有2300年的历史，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蜀国开明王朝，就以成都作为都城，成都也就开始了它的辉煌，此次发现的6000座古墓从战国时期持续到清代，时至今日，成都仍然是举世皆知的文化名城。

01、“成都”名城的由来，西周耗时3年，建都于蜀都

成都这个名字，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基本从未改变，它的城址也没有发生过变迁，所以它可以成为绵延至今的最古老城市之一。

而关于它的名字，最为可靠的文献为《太平环宇记》之中的：“以周太王从梁山止**，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意思就是周王带着他的子民搬迁，在成都这个地方落脚聚集，发展生产，3年之后便成功建立新的都城，按照蜀语来讲，就是成为最后的都邑。

在五代十国那段时期，一个叫做孟昶的帝王非常喜欢芙蓉花，于是他就下令大规模的种植此花，甚至在城墙上也有芙蓉。当芙蓉花开时分，成都就显现出“四十里为锦绣”的盛世美颜，所以成都又被人们称为芙蓉城。

02、出土“郫戈”，有力佐证战国时期秦朝在蜀地设郡县

在2020年5月14日出土的古董有成千上万件，而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异常震撼的发现，那就是跟成都矛不相上下的郫戈。

这个武器上面的“郫”字，强而有力的印证了秦代记载的郫县，这个郫县的存在，就证明了秦朝一统天下，也是把势力渗透了古蜀之地，这说明秦国的郡县制度相当的成熟，同时川蜀地区也早早进入同一的行政体系之中。

在公元前256年，秦王命令蜀郡的李冰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李冰父子也是不辱使命的完成了这一划时代的伟大项目，让都江堰水利工程恩泽当地民众，大力提升了农耕水平，并且它一直沿用至今，为世人所惊叹，成都也慢慢的发展为“天府之国”。

03、成都在汉晋时期为神秘的广都城，因此聚集6000多座古墓

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成都能在区区的10.34平方公里之内，挖掘出高达6000多座古墓，必然另有原因。

通过考古人员的精心研究之后发现：成都的华阳为唐代广都城的遗址，但是广都城这个地方其实早在汉代就可能存在。只是由于汉晋时期的广都城太过于神秘，相关的资料过少，无法确认它的具体位置。

而通过对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的考古挖掘，通过现场的陶器、铜器等文物来判断，汉晋时期的广都城就是此地，并且这里还是广都城的公布墓地，所以才会在狭小的区域内聚集了如此之多的古墓。

因此，成都这个地方的悠久历史，让它记录着从西周一直持续到清代的岁月，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清晰了解川蜀之地的辉煌。

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什么？

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4800年至3100年左右（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古蜀文化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中国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自20世纪20年代起至今，中外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专题研究，发现了城墙遗址和大量精美文物。三星堆遗址及文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三四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外影响

1987年8月13日，英国《独立报》以《中国青铜雕像无以伦比》的醒目标题，报道了英国著名学者戴维·基斯的高度评价。

1993年5月，三星堆部分文物首次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面对古代东方如同天外来客的青铜奇军，西方人惊叹不已、莫不赞服。

1995年6月，三星堆部分文物在埃森克鲁勃山庄展出，立即引起轰动。

1995年12月，三星堆部分文物在德国慕尼黑海伯基金艺术馆展出，观众蜂拥而至……

1996年4月，三星堆部分文物再度驾临瑞士，在苏黎世艺术之家展厅中，观众络绎不绝……

1996年9月，三星堆部分文物渡过英吉利海峡，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刹时万头攒动……

1997年2月，三星堆部分文物从英伦三岛回到欧洲大陆，丹麦路易斯安娜博物馆顿时人流如潮……

以后，三星堆文物在美国、日本……如同在欧洲大陆一样，可谓一路扬威，纵横四海……

1929年,成都发现独特的青铜器文化,是哪个遗址

广汉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于1929年春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经四川省教育厅颁发执照，广汉县政府批准，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这些文物后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被葛**整理成《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于1936年的《华西边疆月刊》，文中将这批出土的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
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三星堆存有大片古城遗址，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冯先生当时曾预言，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人的遗址，说不定就是古蜀人的“都城”。对三星堆的初步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根据已有成果，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月亮湾是商周时期古蜀国都邑所在，但是并未找到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铜器皿，更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记载。而三星堆也渐渐成为当地砖厂取土作业的场所，偌大的土堆渐渐被夷为平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
发掘三星堆遗址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取土的工地上传来消息，工人在那里挖出了一块玉石器。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考古队前往调查，发现那是一块长约40厘米的玉璋，已经被挖碎。考古队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从7月18日至8月14目，共开掘25平米的探方6个。
7月23日凌晨2点30分，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根黄金手杖，手杖的芯为木质，以黄金卷包，上有奇特图案，分别是2只背对的鱼、2只背对的鸟、2颗对称的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这样的手杖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决非等闲之物。考古人员在出土金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坑。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约4.5米，宽约3.5米；坑底平整，长4.1米，宽2.8米，深逾1.6米。坑内出土了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420件，其中青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另外还有海贝和大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见少量玉石器；铜“瑗”分布在整个坑内；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分布在坑中部一带；金杖出于坑的中部偏西。根据器物的叠压情况，专家推测这些器物绝不是被随意摆放，而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后投放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盏、陶器座、铜戈等器物。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最厚处竟达60厘米～80厘米。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里面杂有竹木灰烬，但坑内不见烟熏痕迹。为什么坑内会有这么多的骨渣呢？这些骨渣作何用途？经过观察，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并推断这些骨渣正是将用于祭祀的牺牲“燔燎”后的残余物质，燔燎指的是将牺牲焚烧祭天。坑内出土的铜人头像，颈部呈倒三角形，内装海贝，或插象牙，也均被火烧过。有人认为这些器物象征着被古蜀人祭祀的神灵，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据史载和考古发现，商代祭祀有“人祭”和“杀牲祭”两种，以“俑”代替人牲作为祭品则始于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玉人、石人。祭祀坑内的铜人头像应该是象征被杀的“人牲”，而非象征被祭祀的对象。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燎祭”的卜辞，祭祀名目繁多，对象广泛，祭品有牛、羊、豕等。而三星堆祭祀坑内有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也皆有火烧过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坑内的遗物正是古蜀人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该坑距今约3400年，正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因而命名为一号祭祀坑。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所出文物对了解古蜀人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中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8月14日下午6点，在距一号坑约30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个大坑。考古工作人员闻讯赶至，向坑中一望，发现一个青铜面具已经显露出来，他们立即掩盖回填，保护好现场。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后，从8月***开始到9月17日，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这个新发现的坑命名为二号坑，这个大坑的发掘，更令人兴奋和震惊不已。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口距地表深0.55米～0.65米，长5.3米，宽2.2米～2.3米。坑口至坑底深l.4米～1.68米，坑底长5米，宽2米～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都经夯打。根据出土时的堆积迭压情况，坑内的遗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有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件、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主要是大件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车形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彝等。上层堆积物主要为60余枚象牙。如此清晰的分层情况表明遗物的投放显然有一定先后次序。与一号坑相比，该坑距今约3100年左右，时间要晚于一号坑。出土遗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比一号坑丰富得多，清理出遗物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件，还有象牙器等，另有海贝4600余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一号坑所没有的。这批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摸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冶金、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坑内大部分遗物都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或做了特殊的处理。如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为两段，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被一青铜树座所压。尊、罍、彝等青铜容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大部分容器外表都被涂成朱色，器内装有海贝、玉石器。青铜兽面被置于坑西北角，伴有大量的海贝。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主要分布于坑的四周，有的头像内还装有不少的海贝。头像和面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有被烧焦的痕迹，有的玉石器被烧裂。有专家推测，大多数遗物是在入坑前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4000余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轰动了世界。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面对三星堆文明，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童恩正无比激动地说：“这简直就是奇迹！”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也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这些发现现在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非同凡响。”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它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相媲美！”
2015年6月13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获悉，广汉三星堆考古又有新发现，发现一段疑似北城墙的一段，加上之前发现的东西南城墙，三星堆古城城圈初步呈现。在城墙的下还有三个墓葬，其中中间一个墓葬中人骨完整，还能看到手指，据称是新石器的人骨，比商周城墙早.。
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
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其中金杖长142厘米，重780克，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181厘米，座基79厘米，总高度达260厘米，重约300余斤。它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青铜神树高350厘米，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另外还出土有青铜头像40余种，面具10余件。三星堆这批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因此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轰动。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中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中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